天地水三官下方，有个大腹便便的文官，头戴乌纱帽，身着朝服，腰系玉带，颌下三缕长须及胸，手握玉带，它是题记中的“梓潼帝君”，即中国人熟悉的文昌帝君，也称文昌帝、济顺王、英显王、梓潼夫子、梓潼帝君、雷应帝君。张可述、龚嵩皆曾为官，张可述之父张鹏也是进士出身，官至浙江监察御史，“一门两进士”，对于文昌或许有着特别的感情。

　　

　　文昌本是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是文昌宫六颗的总称，《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日文昌星，一日上将，二日次将，三日贵相，四日司命，五日司中，六日司禄。”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

　　

　　与许多道教神祇一样，文昌也经历了一个从星宿转变为尊神的过程，却充满了戏剧色彩。《明史》记载：“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宗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史》所载并不够清晰，连这个张亚子都是虚构的人物——晋宁康二年（374年），蜀人张育起兵反抗前秦苻坚的统治，自称蜀王，兵败被杀，后人在七曲山为他建祠；当时七曲山上还有座梓潼神亚子祠，这两座祠离得很近，久而久之后人们便将它们合称为“张亚子”。

　　

　　“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入蜀避难，听闻梓潼神张亚子的故事，遂亲加祭祀，封为左丞相；“黄巢起义”中，唐僖宗又逃亡到蜀地，行至七曲山，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解随身佩剑献神。此时的唐朝一直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对于唐朝皇帝而言，曾起兵抗击前秦的张亚子无疑是绝佳的精神标杆。

　　

　　宋代之后，梓潼神逐渐与科举联系了起来，民间也流传着它的灵异故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有个叫李知几的学子曾祈梦于梓潼神，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来到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着观前的支机石对他说，“以此为名，则可及第。”李知几遂改名为李石，字知几，后果取得功名。《铁围山丛谈》也记载：“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

　　

　　宋时的梓潼神还只在巴蜀境内流传，它最终成为道教尊神，则是在元代。元延祐三年（1316年），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祀典之神”，赐七曲山灵应祠为“佑文成化庙”。由于封号中带着“文昌”二字，遂与文昌重合，原本只在巴蜀流行的梓潼神，逐渐接过了文昌的教鞭，成为中国科举之神。

　　

　　作为文昌帝君信仰的发源地，梓潼七曲山大庙极负盛名，大庙现存元代盘陀石殿，明代桂香殿、天尊殿，清代百尺楼等建筑。今天，四川、重庆的学子还要去梓潼七曲山大庙祭拜文昌帝君，期许考个好成绩，高考前夕，山中游客如织，香火终日不绝。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诞辰，七曲山附近的乡民怀抱公鸡，捧着寿桃上山祭拜，祭祀时，乡民将鸡冠掐出血，涂抹在寿桃上，然后拔下公鸡的羽毛插在地上，最后将去年供奉的、已经发霉的寿桃带回来食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从元代开始，文昌帝君成为掌管学子、文人功名利禄的尊神，明代更有“文昌，先天之孔子也；孔子，后天之文昌也”的说法，将道教的文昌与儒家至圣孔子相提并论，明代末年，东到沿海，西抵嘉峪关，南至海南，北达长城，各府州县都建有文昌祠、文昌宫，不少保存至今。云南腾冲市的和顺古镇文昌宫，残存的大殿、魁星楼、朱衣阁古色古香；河北省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古城中，也有一座文昌宫，宫中至今尚保存着“状元游街图”等清代壁画，画中的状元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游行，那可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明清时期，在更偏僻的乡间书院、私塾也供奉文昌木雕、泥塑，百姓也捐资在岩壁上开凿文昌造像，比如眼前的苟王寨。

　　

　　大多数时候，苟王寨鲜有人问津，石头香炉早已结起了蜘蛛网，这些荒野中的神祇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香火了。傍晚时分，王俊珍婆婆背着竹篓来到山中，她是苟王寨的文管员，每天傍晚到这里守护石窟，第二天天不亮再下山。今天，王俊珍的行囊里多了几把香烛，过几天孙儿要高考了，孙儿平时喜欢玩耍，她特意给文昌帝君进香，希望文昌能网开一面，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了，这都蒙文昌帝君保佑。王俊珍将香烛插在泥土里，嘴里念念有词，含混不清的话语回荡在空寂的山谷中。在那一刻，我蓦地意识到，道教文化其实离中国人并不遥远，它一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信仰中代代相传。

　　

　　嘉靖四十三年后，张可述再也没有来过苟王寨。两年后，嘉靖皇帝服食丹药中毒，一命归天，由于长年累月地服用丹药，他晚年常常无缘无故发怒，并一直忍受着失眠的困扰。走火入魔的嘉靖给自己上尊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此后又加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俨然以道教教主自居。而此时的明朝人人自危，国库空虚，早已是千疮百孔、危机重重，对于道教的过分崇信使得这个庞大的王国走向了衰落。

　　

　　晚年的张可述回到芦村，编撰了《洪雅县志》，著作颇丰，倘若不是崖壁上的造像与题记，我们恐怕无缘知晓这位官员在苟王寨的经历，以及龚参军与族人营建道教石窟的故事。明世宗崇道尤甚，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崇道的皇帝，苟王寨如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具体而微地刻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原标题：掌管天下文运的文昌帝君)